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篇论文引发社会广泛热议。这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论文之所以会吸引众人围观，就在于论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就在于文科生太多，因此中国要重视理工科教育。

此言一出，即让很多文科生对号入座，认为这是对文科生的极大侮辱。那么，中国的文科生多吗？文科生多会产生问题吗？这些问题引发许多人的关注和争论。

文科“矮人一头”吗？

中国在过去70年的高歌猛进，的确同大量理工科工程师的贡献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才培养强调“又红又专”，推崇理工科在提升生产力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有许多领导干部是“红色工程师”，理工科出身的比例一直不低。这使得很多人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并认为只有考不上理科的才会去读文科。与此同时，理工科往往有一定的进入门槛或技术含量，而文科生则相对而言容易进入。因此，文科生往往被认为“矮人一头”，文科也被视为上不了理科的第二选择。

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和大学阶段的专业分化，使得多数中国人都会在意并认同自己文科生或理科生的标签。理科生往往以男生为主，而文科生多以女生为主。所以，如果女生读理科，往往被讥为“理科女”。反之，男生读文科，也被叫作“文科男”。这种对文理科的刻板印象，使得很多人不敢尝试选择自己心仪的学科，而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偏见。

虽然文科和理科看似泾渭分明，但是实则很难明确区分开来。理工科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也包括计算机学等一些偏应用的工程学科。广义的文科既涉及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但是，狭义的文科仅指人文学科，因为一些社会科学学科越来越理科化。

不同的学科背景，会塑造一个人不同的认知观念和行为风格。但是，从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来看，教育部门越来越注重培养宽口径和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即专业技术和综合素质相结合的所谓的T型人才。就此而言，一个人的学科背景可能并不重要，毕竟专业之间的边界在日益模糊、融合和交叉，而多数技能和经验都是在工作以后习得的。

不同层面和领域的工作，可能需要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是，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是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人才。比如，不久前很多人认为知名高校的理工科高材生不应该就职于街道办这样的基层组织，但是基层治理同样需要高端人才的加盟。

文科生误国？

一个社会究竟是需要更多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取决于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科举制主要考察士子对古代典籍的诵读、理解和阐发能力，因此中举的文人自然是文科生。如果说习武之人是理工科生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政府主力和社会精英自然是文科生居多。当然，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像西方国家一样的现代科学技术，这既是耐人寻味的“李约瑟之谜”，也使得中国古代长期处于“文人治国”。

从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有类似的文理科结构转变。新加坡为了延揽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设立高额的政府奖学金，资助青年人才赴海外知名高校深造。这些政府奖学金得主在建国初期坚信工程师建国的理念，几乎清一色地选择理工科为其专业。但是，随着国家建设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越来越多的政府奖学金得主选择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甚至到了近些年，几乎没有人选择理工科，而修读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政府奖学金得主则大有人在。

一个国家是否培养了过多的文科生，是一个很难评判的问题。如前所述，学科分野在不断变动，学科交叉更加流行，很难统计文科生的数量和比例。由于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脱节，的确可能会出现某些学科人才过剩和过度教育的问题。但是，这种结构性的专业错配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市场供需调整而得到减轻。当人们看到文科生的出路不理想时，自然会考虑选择修读理工科；反之亦然。

过多的文科生是否会是导致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之一，这个问题需要更加严谨和谨慎的研究加以判断。从目前已知的证据来看，很难将文科生的数量或比例同一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如果认为文科生过多是个问题的话，那么过多的理科生可能也会带来人才的结构性失衡，甚至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4位作者都是经济学博士，但是很难说他们是文科生。从其观点来看，他们更希望自己被视为理科生。经济学是最希望成为自然科学的学科，经济学的学术训练也日趋量化和数学化。很多经济学者不认为自己是文科，并极力向自然科学或硬科学靠拢。与此同时，经济学在不断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扩张，以至于出现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诚然，社会上对文科和文科生的偏见，不应认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空穴来风。一些文科领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护城河”，往往被其他学科所侵入，而本学科则很难涉足其他学科。近些年国家特别注重新文科建设，意在加强文科和理工科的深度交叉和融合，使得硬起来的文科不再“低人一等”。我们也期待新文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可以改变社会对文科的刻板印象，能够激发更多的优秀学子选择和从事新文科。

学术争鸣的自由

学术论文主要是业内学者会阅读，往往是曲高和寡的，很难吸引社会读者。为什么一篇没有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会引起社会关注？这可能是同央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关，因此哪怕只是一篇工作论文，也会让人们将其同央行的未来政策倾向联系在一起。

这篇论文最早在今年3月26日在线发表，4月14日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今年第2号工作论文。工作论文即进行中的研究，意味着是新鲜出炉而没有经过严格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所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按论文表述，该文经过了匿名审稿，因此在学术水准上是经得起考察的。

四位作者均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陈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经济调查；徐瑞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唐滔，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养老保障改革；高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但是他们在文中也强调，“本文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文责自负”。与此同时，论文在声明中也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发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

为了鼓励学术创新，就要让学术争鸣，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间，并包容和自己观点不同的研究。因此，从推进学术交流而言，我们不应过分苛责作者们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作者们的判断是有证据基础的，那么也应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

这篇论文对文科生的评价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同作者的武断判断和过度阐发有关。综览全文，论文引起争议的只是其最后一个观点，且该观点同前文的分析关联不大，也没有参考文献或数据来源加以支撑。对作者的一小点错误或不当观点就揪住不放，既可能抹煞了论文其他更大部分的观点，也不利于学术自由探讨。

当然，即便是研究证据确凿，也需要考虑证据的政策意涵，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政策意涵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比如，认为文科生过多就一定要发展理工科教育，就是典型的直来直去的政策建议，可能未必是合理可行的。

一些好事者抓住这篇论文最后一个不是主要结论的观点大做文章，甚至是断章取义地加以攻击，也反映了时下人们快餐式文化消费主义的弊病。近些年来，“行长脸宽”“董明珠自恋”等学术论文走红网络，实际上就反映了很多人的这种猎奇心理。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能是弥足珍贵的。

（作者马亮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府创新、数字治理与绩效管理，出版《目标治国：官员问责、绩效差距与政府行为》、《公共治理的向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