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怀念导师蒙代尔：大师陨落风范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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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松祚（六卷本《蒙代尔经济学文集》译者，五卷本《新经济学》作者）

2021年4月5日，清明节凌晨一点半许，一代经济学大师蒙代尔教授撒手人寰，溘然长逝。

当老人家身边亲近的朋友第一时间告知我噩耗时，虽说不算是太突然，我却仍然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心情无法平静。朋友说老教授是在睡梦里离开人世，夫人陪伴身旁，走得从容安详。

老人家八年前不幸中风，从此不能说话，生活无法自理，全靠夫人无微不至地守护。朋友还对我说，老人家福根深厚，今天是西方的复活节和中国的清明节重合的日子，西方所有教堂敲钟，东方所有寺院燃香祈福。是啊，老人家有福，享年88岁，按照中国传统，也是高寿离世，没有遗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难过，我们太怀念和他老人家在一起欢聚畅谈的时光了，太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了，我们太不愿意老人家离开我们了。

初识蒙代尔教授，是我1999年春天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他还没有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早已是经济学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模型，是所有经济学者和中央银行家分析货币政策必备的最有力的理论工具。因此到哥大学习经济学的人，无不仰慕蒙代尔的大名，纷纷选修蒙代尔教授的课。

大师就是不凡，上课的风格也是独树一帜。如果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初上蒙代尔的课会觉得非常困惑，如坠五里云雾，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上课既没有讲义和大纲，也没有教科书，往讲台一站，就开始滔滔不绝，东西南北，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只有认真细致听他演讲，而且听过多次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彩的具体案例来诠释那精妙和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你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彩的具体案例里面悟到了经济学理论之精髓，那些貌似高深的数学模型和概念术语也就迎刃而解，不在话下了。这是蒙代尔授课风格的奇妙之处，最与众不同之处。我开始听他的课也是云山雾罩，慢慢听出了一点儿味道，才鼓起勇气向他提问和请教，有机会和他面对面交谈。

1999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蒙代尔教授，消息传来，学子们欢呼雀跃。国内朋友要我对蒙代尔做一次专访。我准备了很多问题，问得相当深入，蒙代尔教授的回答耐心细致、系统深入，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长时间和教授讨论经济学问题。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之后，我和蒙代尔教授很快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常常有机会一起聚会聊天，我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向他请教。大名鼎鼎的老教授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解释和启发。他畅谈自己的求学经历，追忆他与那些经济学大师之间的交往，坦诚自己对那些传奇经济学大师的观感和评价，发表对现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看法和期待。

与蒙代尔教授的谈话是我人生里最快乐和最重要的时光。虽然1993年我就在国内就拿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但实话实说，其实我对经济学根本没有入门。正是蒙代尔教授的谈话将我引进经济学殿堂的大门，让我能够窥见经济学殿堂的“宗庙之美和百官之富”，让我开始体验到经济学这门学问的美妙和乐趣。蒙代尔教授的谈话与他授课的风格一样，他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时而风趣幽默，时而庄重严肃，时而深邃奥妙，时而深入浅出，听者时而如痴如醉，时而如梦方醒，时而陷入沉思，时而脑洞大开。我以为蒙代尔教授的私下谈话，尤其是他酒过三巡之后的高谈阔论，比他的课堂演讲和专著论文还要精彩，难怪他在全世界拥有那么多高级粉丝，大家都非常享受他的放言高论，从中汲取无限的智慧，享受不尽的乐趣。

譬如，在他私下谈话里，他认为自己的恩师萨缪尔森是20世纪经济学数学模型无可争议的第一把手，却没有多少真正的Sweeping Ideas；他认为弗里德曼是实证和辩论的顶级高手，却缺乏真正原创的经济思想洞见；当我提到弗里德曼最主要的著作《消费函数理论》时，他说这部著作的原创思想来自欧文费雪，并非弗里德曼的原创；他认为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首推古诺，认为古诺是经济学界少有的全能天才，蒙代尔尤其提醒我注意，古诺晚年从经济学转向哲学，其哲学著作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推崇备至，认为未来能够拯救人类者，唯有中国哲学；他认为20世纪最了不起的经济思想家是熊彼特、费雪、奈特和科斯；他对经济学的过度数学化深表遗憾和担忧，认为经济学者首先应该具有博大深厚的人文情怀，具有深刻高远的思想洞察力，具有致力于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崇高理想。他曾经写过一本小书《经济学和人》，以表达“经济学首先是一门人学”的基本思想；他非常欣赏和珍视古典经济学者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始终鼓励学生们从大历史角度来理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他认为货币制度是人类社会福祉赖以维系的基本制度，不可不慎；他反对将经济学者贴上简单的标签——诸如所谓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等等，他认为一个伟大经济学者的思想都是多维度、多层面、异常丰富的内涵；他认为经济学者应该抛弃门户之见，摒弃学派之争，求同存异，博采众长。他这些高妙的洞察和深刻的思想，让我钻之弥深，仰之弥高。

2001年回国之后，我便着手翻译六卷本《蒙代尔经济学文集》。从文章的选择和每一卷的编辑，蒙代尔教授都亲自给以指导。是他自己决定分六卷出版。他还给我详细讲述他那众多改变历史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灵感来自哪里，最初如何构思，后来如何修改发表。《福布斯》杂志曾经撰文说，蒙代尔是经济学界难得一见的理论天才，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表的那些石破天惊的文章，就像宙斯一样，主宰了国际经济学领域，与这一领域的其他文章完全不同。翻译出版六卷本《蒙代尔经济学文集》是我感觉非常愉快的工作，也是我开始系统深入研究货币理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起点。很多学子都受到蒙代尔思想的启发。时常会有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对我说，他们正是从研读《蒙代尔经济学文集》开始，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蒙代尔教授的伟大学术成就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早已家喻户晓，世所公认。他是现代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开拓者，是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主要创造者，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开创者，是闻名世界的“欧元之父”；他还是美国里根时代改变世界的“供给学派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思想家和设计师。里根当选总统后，曾经邀请蒙代尔出任政府要职，蒙代尔婉言谢绝，他认为以思想改变世界更为重要。前几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评选出20世纪八个最具原创性和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并以精妙的短文加以介绍，其中就有货币金融领域人人皆知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原理（又称为“三元悖论”），它就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推论。《经济学人》评选出来的其他最具原创性和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包括“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M-M定理”、“萨缪尔森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等等。蒙代尔经济学思想的高度原创性和巨大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蒙代尔教授桃李满天下，学术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0年代以来活跃在全球金融和货币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多数都是蒙代尔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而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所有人，无不深受蒙代尔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能够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是不世出的天才。

蒙代尔教授对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事业。早在1994年，他就应邀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举办的国际会议，研讨中国的汇率改革和通胀问题。蒙代尔教授一生访问中国近百次，到上百所大学发表演讲，进行学术交流。他尤其关心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曾经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筹划和协调，希望在中国创办一所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样的世界顶级学府，为中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他亲自参与推动，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黄达-蒙代尔讲座”和“黄达-蒙代尔奖学金”，为鼓励和提携年轻学子不遗余力。

2006年的一件事情特别让我难以忘怀和深受感动。当时，新疆一所并不非常出名的学院邀请蒙代尔前去演讲，并希望蒙代尔能够接受该校名誉教授的称号。有朋友建议蒙代尔不要去，说那个学院的声望和实力与教授的地位不大相称。当我转告这位朋友的建议时，蒙代尔教授立刻说，不，我很高兴到新疆演讲，并接受名誉教授的称号。他说，越是声望和实力不足的学校，越需要我们支持和帮助。他还曾经告诉我，自己最愿意去中学和小学演讲，因为小学生和中学生最需要智慧的启发和知识的启蒙。

蒙代尔教授是享誉世界、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是推动欧元创立的历史伟人，是无数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要顾问，他的天才、英名和历史地位将永远为人们敬仰和传颂。然而，从我多年和老人家交往的美好经历里，我深切体会到，蒙代尔教授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内心淳朴、慈爱善良、待人真诚、和蔼可亲，没有任何大人物都可能有的那种高高在上或居高临下的气势，也没有那种一般学者通常会有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隔膜感觉。不管是总统、总理、部长还是普通学者和平民百姓，蒙代尔教授都能和他们（她们）成为朋友，把酒言欢，无话不谈。蒙代尔风度翩翩、魅力迷人、言谈高雅、风趣幽默，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那迷人的魅力所折服。我觉得在才情和性情上，蒙代尔和伟大的苏东坡很有几分相像。苏东坡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园弃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蒙代尔也有这样旷达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蒙代尔教授对普通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和体贴。2006年10月，蒙代尔教授应邀到我家乡宜昌的三峡大学发表演讲，我陪同前往并担任翻译。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演讲后第二天，教授竟然提出要去看望我的父母，让我又惊又喜。教授是举世闻名的大人物，我父母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居住在偏僻乡村。我有点儿惴惴不安地问教授：您当真要去看望我父母吗？去那里可是路途很远、而且路很不好走啊。教授说，当然是真去啊，我要去看看你的父母如何把你培养成才！

前往我父母家的路上，蒙代尔教授看到一位中年妇女，背着一个孩子在路边缓慢行走，非常辛苦的样子，教授马上叫我们停车。他开门下车，拿出几百块钱递给那位妇女，那位妇女不知所措，坚决不要。教授叫我告诉那位妇女，她是一位好母亲，真心希望她过得好！

到我父母家里后，蒙代尔教授非常热情主动地和我父母、大哥大嫂聊天照相，问长问短，就好像是久别的亲朋好友那样无拘无束。农村养猪的猪圈激起了他的兴趣，他不停地拍照，说这让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教授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不辞辛苦养育孩子，家里也曾经自己养猪。蒙代尔多次对我说，他最敬重那些依靠自己的双手奋斗取得成功的人。

蒙代尔教授的一生真正体现了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99年蒙代尔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就用了“Maverick”一词来形容蒙代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特立独行”。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自由研究，他才能够成为开创学术新领域和新境界的一代宗师。

蒙代尔学术思想上特立独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当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转向支持浮动汇率时，他却始终反对浮动汇率、主张固定汇率，他认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开始泛滥的浮动汇率是导致人类经济金融体系频繁出现经济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他认为浮动汇率造成的汇率动荡是人类经济体系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造成所有发达国家1970年代之后实际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蒙代尔始终从人类最基本经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察和认识人类的货币金融制度。他认为从人类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改善来看，有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最为重要，一个是产权制度（包括宪法法治制度），另一个就是货币制度。两个制度里的任何一个出现重大缺陷，人类经济增长就会遭遇重大挫折，社会福祉就将面临灾难。蒙代尔的经济学思想、货币金融思想不是源自数学模型的简单推演，而是源自他对人类经济、货币和金融制度历史演变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哲学理念，这正是他超越一般经济学者的卓越不群之处。

1968年，美国国会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为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举行听证会，众多美国顶级经济学者参与听证。弗里德曼和蒙代尔展开精彩对决。弗里德曼认为，只要抛弃固定汇率，各国都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各国汇率就会自动迈向均衡水平，各国不再需要任何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对储备货币--美元和黄金--的需求将降低为零！蒙代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我的同事弗里德曼的观点大错特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容忍货币汇率自由浮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担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风险，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摧毁，各国为了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必然要持续不断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需要不断积累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各国外汇储备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弗里德曼确实错的离谱，蒙代尔则完全正确。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和蒙代尔及其追随者之间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的争论被后人命名为“诺贝尔对决”（因为二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对决”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蒙代尔的特立独行在数十年的“诺贝尔对决”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蒙代尔不仅是一位理论天才，他还致力于将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付诸实践，造福人类，自1971年开始，他和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等人一道，发起“国际货币圆桌会议”。邀请全球著名学者、银行金融家和政府要员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会议地点选在了意大利北部的著名小城西耶纳郊外的一座古堡。半个多世纪前，蒙代尔突发奇想将古堡购买下来，精心整修，古堡焕然一新。西耶纳小城充满古典风韵和田园风光，又有数不尽的美食和美酒。“国际货币圆桌会议”与其说是严肃的学术会，倒不如说是蒙代尔夫妇一年一度和旧友新朋欢聚畅饮的“神仙会”。每次会议都是蒙代尔教授亲自拟定会议主题，亲自主持讨论。我有幸多次应邀参加这个著名的“神仙会”，并曾即兴赋诗一首：

世外桃源何处寻

西耶城外林深深

松柏庄严迎宾客

鸟儿欢笑唱丽音

羊马猫狗成佳趣

老少男女俱童心

年年古堡设高坛

四海英雄抒豪情

走笔至此，知斯人已逝，忍不住悲从中来！不知道写什么好了。

想起和蒙代尔教授多年交往的点点滴滴，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浮现在脑海和眼前，历历在目，是那样的生动真切，犹如昨日。重读这首小诗，怎么也抑制不住满眼热泪滚滚。无限感伤涌上心头。

再也见不到老人家那潇洒迷人的笑容了，

再也听不到老人家幽默睿智的话语了。

大师陨落，风范永存！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

向松祚

2021年4月5日

延伸阅读：“欧元之父”蒙代尔的经济智慧与个性魅力

(文/向松祚)

一

林语堂先生自述他撰写《苏东坡传》的缘起：“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翻译蒙代尔著作，我的心情与语堂前辈的“苏东坡情结”略同。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用这些词来形容蒙代尔，也很贴切。他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经济学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其理论学究天人、自成一家，其方法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其文章如滔滔江水、气势如虹。看似异常复杂、无从下手的问题，他独辟蹊径、迎刃而解，其模型之简洁、含义之丰富让人叹为观止。那么复杂诡异的历史，他用极其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初看起来难以置信，细究之后却如醍醐灌顶。他平生行事潇洒飘逸，不滞于物，趣味高雅，童心未泯。他晚年最高兴的事不是荣获诺贝尔奖，而是67岁时又一次喜得贵子！从未在衙门谋一官半职，连顾问头衔也从不当真，却对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影响，赢得“欧元之父”、“供给学派之父”等多个雅号。他好美酒、好佳人、好古堡、好绘画、好旅游、好收藏、好世间美景、好思古幽情，课堂上似苏格拉底，课堂外如闲云野鹤，却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国际经济领域的顶尖人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学问，谁不怦然心动！

二

蒙代尔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并非出生于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或豪门望族。少时的求学环境，依照今日的标准，可以称得上极度简陋。那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村中唯一显眼的建筑是一家小小的奶酪厂。不同年级的十几个学生挤在一间屋子里，高年级学生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蒙代尔回忆少时的学习情景，认为不同年级学生混读对启发儿童智慧非常有利。

相对偏僻的家乡显然无法满足蒙代尔天性中巨大的好奇心。大学毕业后，在父亲和哥哥的鼓励下，他来到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知识的无限风光从此在他眼前展开。华盛顿大学的老师激发出他对历史的终身爱好，刺激他经济学兴趣的却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那是1949年，加拿大迫于国内经济困境，背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破天荒地实施浮动汇率。身为英联邦重要成员国的加拿大，100多年来都是采取金本位制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浮动汇率简直是闻所未闻。加拿大人迷惑不解：为什么要让汇率浮动？浮动汇率究竟有什么好处？年轻的蒙代尔被这些问题深深迷住，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预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在华盛顿大学完成硕士学位之后，蒙代尔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1999年12月8日，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盛大宴会上，蒙代尔即席讲了一个故事：在即将毕业离开华盛顿大学之前，他分别向三位年轻老师问计。第一位老师建议他申请奖学金到康乃尔大学就读，第二位老师主张他贷款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第三位老师则鼓励他找一位富家小姐结婚，由夫人资助到哈佛大学深造。事后证明：三位老师的主意正是他们自己要走的路！蒙代尔采纳了第二位教授的策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萨缪尔森的入门弟子，从此开始了一代学术大师的辉煌生涯。

与数学、物理学一样，经济学历史上的少年天才比比皆是。最有名的是约翰斯图加特穆勒，据说他的智商为180，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人物之一，四岁不到就已经饱读诗书，包括爱德华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20岁左右就独自填补了古典经济学的空白，是“古典贸易模型真正的英雄”(蒙代尔语)。庇古继马歇尔为剑桥经济学掌门的时候，年仅30岁。罗宾斯和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正教授的时候，都只有32岁。熊彼特发表《经济发展理论》，首创“创新学说”，时年28岁。当然，20世纪最出名的大天才是萨缪尔森，他20出头、还是哈佛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多篇著名论文，成为国际级的学者，据说当时的顶级大师都不太明白他的文章，28岁即完成经典名著《经济分析的基础》，他是经济学历史上涉猎最广的大师之一，很难能找出一个领域没有留下萨缪尔森的足迹。

有这样的大宗师指导，加上自身的天纵之才，蒙代尔很早做出原创性科学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他曾经亲聆教诲的导师里面，包括至少四位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阿罗、米德和索洛，还有伦敦经济学院领袖罗宾斯和一流经济史家金德伯格。他说：“我从萨缪尔森那里学习动态经济学，从萨缪尔森和阿罗那里学习一般均衡理论，从米德和金德伯格那里学习国际经济学。”

科学上的天才不是仅靠刻苦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寻常人即使24小时不吃不睡，也无法望爱因斯坦之项背。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学艺生涯，自谓：“少小学文苦难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蒙代尔是经济学历史上少见的天才，这在学界早有定评。张五常与蒙代尔是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又先后入选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这样评说蒙代尔：“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九一年科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

而立之前，蒙代尔就已经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国际宏观经济模型、最优货币区理论、国际收支的货币方法等多个领域，做出了改变学术发展方向的原创性贡献。他的绝大多数最优秀论文发表于1960年到1964年，而思想的形成还要早得多，大约在1956年到1959年间。

1960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固定及浮动汇率下国际货币调节的动态机制》，是他最具创造性的论文，“那是我最喜欢的论文。当我做分析的时候，并不知道结论是什么，当我最终得出结论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我对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看法。”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见或图景”（Vision），那是创造性科学成果最重要的特征。《动态机制》一文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今天被称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动态机制》一文的细化和运用。如果考虑到今日世界所有经济都是开放经济，那么蒙代尔《动态机制》一文的重要性还要深远得多。

但是，蒙代尔最出名的文章却是1960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那是经济学史上被再版最多的论文之一，更是政治家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之一，主张欧元或反对欧元的政治家都以这篇文章作为他们辩论的起点。它或许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产生过最大影响的论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纪念这篇文章举办过专门研讨会。一篇短短8页的论文（译成中文不到七千字），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奇观！多恩布什和麦金农都说，仅仅因为《最优货币区理论》就给蒙代尔冠以“欧元之父”的称号并不合适。的确，蒙代尔在这篇论文里并没有明确主张创建欧元或其它货币区，而是强调要素流动是决定最优货币区的前提。1969年，蒙代尔再出奇招，从消除外汇市场风险尤其是远期外汇市场风险为起点，明确主张创建欧元，并为欧盟起草了第一份完整的欧元计划书。蒙代尔即使不是唯一的“欧元之父”，绝对是其中之一。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没有任何数字和图形，也没有任何复杂的逻辑推理，却开辟了国际宏观经济学崭新的研究范式，将世人对货币和汇率的认识转到一个全新的角度。这样的奇迹，恐怕只有科斯《企业的本质》才能与之比肩。

原创性科学成果的第一步是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凯恩斯思考《通论》时，他问：决定经济整体产出水平的因素是什么？（古典经济学回答了单个企业或单个产业的产出决定因素）。科斯撰写《企业的本质》时，他问：既然价格机制（市场机制）足以完成资源配置（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会产生企业？蒙代尔撰写《最优货币区理论》时，他问：既然主张浮动汇率，汇率相互浮动的货币区之间的界限究竟应当划在哪里？撰写《动态机制》一文时，他问：即使固定汇率体系和浮动汇率体系的静态结果相同，它们的动态调节机制也会一样吗？特别是两个体系如何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如果弗里德曼和米德假设的货币幻觉不存在，浮动汇率调节机制还有效吗？

我曾经问蒙代尔：“您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作出了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有什么秘诀？”他回答：“如果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我在学校里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的心态和思想开放，并不那么执著于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我相信自由企业制度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它能够最有效率地利用信息和各种知识，对经济学也是如此。50年代，当我开始学术工作的时候，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是非常重要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相信经济的部分均衡模型，他们用部分均衡模型来处理经济理论。但我相信一般均衡理论。如果说我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我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来分析世界经济及个别国家经济。”

三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蒙代尔学术工作的主要特色之一。他在同一时期研究非常不同的主题：国际贸易纯理论、货币理论、最优货币区、公债和预算赤字、国际收支货币方法、关税同盟和通货膨胀理论。他对同一主题使用非常不同的模型：为了解决稳定政策组合问题，他使用的是凯恩斯模型，原因很简单：“那时如果你不用凯恩斯模型，就没有人理会你的文章！”他强调的不是使用谁的模型，而是要使用正确的模型：“即使你运用凯恩斯模型，如果你用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模型，你同样可以得到经济政策组合的正确结论。”他不认为哪个人、哪个模型或哪个学派绝对正确或者穷尽了一切真理：“凯恩斯学说并没有驳倒古典经济学，古典学说也没有替代凯恩斯理论，它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他反对人们不加区别地到处运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明确指出最适合该模型的经济体系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因为它们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

蒙代尔专长理论，却通晓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一般历史，甚至对历史的细节也了如指掌。对思想史的重新检讨构成了蒙代尔学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70年代之后他对国际收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新发展，就是重新检讨重商主义学说和18－19世纪古典学说的直接结果。他对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休谟推崇备至，认为当代许多经济学者对国际经济学的理解还远不如古典学者。

我曾经问他：“谁是你最尊重的经济学家？”答案并不是他的授业导师，而是18世纪的法国人古诺。“我最尊敬的是古诺。他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数理经济学之父，发明了均衡概念，今天所谓的纳什均衡就是他最先提出的。几乎过了100年，古诺的思想才开始被真正理解，并被运用到经济学中。在他那个时代，经济学不太受人注意，所以他就转向了哲学，提出历史终结的思想。在他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中，中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古诺从一个非常不同的和非常重要的角度理解中国。我想中国人应当读读古诺的书，了解他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古诺同样是经济学中所谓边际革命的鼻祖。”国际经济一般均衡分析的古诺定律就是蒙代尔的发明。古诺定律与瓦尔拉斯定律（后者是兰格发明的术语）一起，构成了国际收支一般均衡分析的两大支柱。

亚里斯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西方学术的优良传统。蒙代尔兼收并蓄却能去其糟粕，博采众长而能洞察其短。他欣赏导师萨缪尔森一般化的动态经济学体系，却毫不客气地指出萨师过于一般化的体系往往流于空洞无物。他深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却令人信服地指出弗老固守货币供应量（或其增长速度）的货币政策有重大缺陷，对弗里德曼极力鼓吹的浮动汇率更是大张挞伐（60年代末，弗里德曼宣称一旦实施浮动汇率，各国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将大幅下降，蒙代尔当时就指出弗老大错特错，现在谁是谁非早见分晓），也不同意弗老“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名言，认为自由交换经济里的免费午餐无日无之。他在米德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高度赞扬米德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杰出贡献，却不同意米德的浮动汇率主张，对业师的国际货币学说多有批评。

他对凯恩斯学说烂熟于心，对凯恩斯著作的细节如数家珍，却在60－70年代成功反驳凯恩斯理论、复兴古典学说的科学革命中，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是蒙代尔求学时的圣经，后来他用异常简单的模型指出费雪理论的不足，创出大名鼎鼎的“蒙代尔－托宾效应”。古诺之外，他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但他不同意斯密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批评，认为斯密未能设身处地理解重商主义学者当日的处境，多次指出斯密货币理论中的错误。他认为穆勒是“古典贸易模型真正的英雄”，却一再抨击“穆勒－陶西格－凯恩斯”谬误对国际经济学发展所造成的重大伤害。

尊其人不讳其过，重其术善补其短，是学术进步的条件，是学者应尽的天职。

四

熊彼特曾经概括科学创造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见或图景”（Vision）的形成，它是科学家在技术分析之前，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对事物本质或规律的“整体图像”，是“技术分析之前洞察事物本质的工作”（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它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直觉能力、灵感、最根本的世界观以及个人的品位、风格、经验和环境。第二阶段是概念创造和逻辑推理阶段，即用准确的概念来描述“创见或图景”的内涵，推导出新创见（New Vision or Perspective）的逻辑结论。第三阶段是建立科学模型或数学模型，以便精确地描述理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蒙代尔经济学最根本的“创见或图景”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是他那一以贯之的国际视野和大历史眼光。学生时代，蒙代尔就对古典贸易模型的基本假设――要素国内流动而国际间不流动――表示深深怀疑。《最优货币区理论》所挑战的就是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货币流通领域应当以主权国家为界，跨越国界划分货币区乃是不可思议之事。他首创国际收支分析第十七种方法、国际收支一般均衡分析和国际货币数量论，数十年如一日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极力倡导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坚决捍卫固定汇率体系、货币区和货币联盟，这些都是直接源于他深刻的国际视野和大历史眼光。有人问他为什么偏爱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他说：古罗马最繁荣时期是金本位制，历史上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都是汇率固定时代，至少是汇率非常稳定的时代。

其次是他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偏爱。他多次说过：“我最喜欢一般均衡理论。”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一般均衡分析的威力。70年代以后，美国逐渐积累起巨额贸易逆差，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触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贸易争端，直到今日依然如故，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都是要别国货币升值，以便借美元相对别国货币的贬值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只有蒙代尔利用一般均衡理论，才找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也即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最近斯坦福大学名教授麦金农对东亚经济和日本经济的精辟分析，正是以蒙代尔理论为基础。

第三是他对货币本质的深刻理解。他强调货币最本质的功能是交易媒介，强调应当最充分利用货币的规模经济，反对货币“巴尔干化”和汇率波动，反对政府操纵货币或汇率。欧共体《罗马条约》签订时，导师米德建议《罗马条约》签字国让汇率浮动以达到国际收支均衡。蒙代尔反问：为什么正在组建共同市场的国家应当自找麻烦，让汇率不确定性成为新的贸易障碍？导师无言以对。他倡导货币区或货币联盟，捍卫固定汇率体系，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后期甚至强烈主张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呼吁让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里发挥更大作用。所有这些理论灵感和政策建议，都源自他对货币本质的深刻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蒙代尔是一位古典主义者，因为李嘉图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货币是一层面纱。”

蒙代尔独特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经济理论，对历史的解释独树一帜。他善于用简单理论解释复杂历史。他用货币动荡解释20世纪的历史演变，用流动性短缺解释大萧条的起源，用黄金价值低估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用美元的支配地位解释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和风起云涌的贸易争端，用美元－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长期深陷泥潭，用风险预期解释各国储备资产的急剧增长和浮动汇率的剧烈动荡及其致命危害。的确，历史错综复杂，如果我们还要发明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它，我们就要陷入无法解释的陷阱。抓住关键因素，发明简单理论，对历史的把握往往能出奇制胜。事实上，蒙代尔对事物的判断惊人准确，学界有口皆碑。

五

1999年蒙代尔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纽约时报》头版新闻用了一个词“maverick”,意思是我行我素、标新立异。说蒙代尔不仅在学术观点上与主流学界格格不入，生活上更是别具一格：经常躲在画室，一画就是几天。常常独自一人通宵达旦看电视，自己心目中最聪明的人不是哪几位经济学大师，而是美国几个“脱口秀”主持人。跑到意大利北部花巨资购买一栋建于12世纪、年久失修的古堡。他长发披肩是哥伦比亚校园风景，课堂上不修边幅早就出名。还说蒙代尔荣获诺贝尔奖，有助于供给学派经济学卷土重来。如此等等。

我问教授：《纽约时报》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也不明白，或许是我好些经济学观点与美国主流学者意见相左，他们才这样说吧。他受业于凯恩斯主义者（米德、萨缪尔森等等），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复兴古典经济学说，发起供给学派革命，却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个特定学派。他不同意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的封闭经济模型，不认同理性预期学说的完全信息假设，反对“新古典综合学说”的政策架构，但认为它们各有特别可取之处。

像蒙代尔那样热烈提倡欧元的美国经济学家（虽然他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但一生大部分学术工作完成于美国）并不多见，因为主流或者官方的意见并不支持欧元，有谁愿意出现一个挑战自己霸主地位的货币呢？他不顾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始终坚持必须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改革，直至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货币。他猛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鼓励浮动汇率的政策，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洲政策，尽管他曾经是基金组织最具创造力的研究人员。

蒙代尔非常佩服加尔布雷思和哈耶克，曾经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推荐加尔布雷思得奖，这当然不是因为后者也是加拿大人。他认为加尔布雷思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始终关注重大问题，其思想对美国和世界有深远影响。蒙代尔之所以佩服这两位学者，乃是因为两位大师都是20世纪独持异见的非主流学者，是特立独行的典范。30年代，凯恩斯革命席卷英美，几乎所有学者拜倒在凯氏门下，独有哈耶克、罗宾斯等少数学者奋力抗争。哈耶克30年代大放异彩之后很快沉寂，直到70年代后期才再度名满天下。加尔布雷思在数学方程统治下的英美经济学界属于绝对少数，萨缪尔森甚至责备他缺少经济学的基本功底，但他依然故我。

当代经济学界，主张固定汇率体系的学者属于少数派，特别是80年代经济自由化浪潮掀起以来，“汇率由市场自由决定”几乎成了金科玉律。70年代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制，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为浮动汇率鼓吹者提供了绝佳机会，他们把金融危机的责任全部推到固定汇率身上，宣称只要实施浮动汇率就万事大吉。与此相应，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论调自然偏向浮动汇率，比较持平的意见也不过是比较一下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自的利弊。

从60年代起，蒙代尔就与浮动汇率鼓吹者彻底分道扬镳。他后来回忆到：“我已经得到结论：一般性的采取浮动汇率制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倒退。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不归路。非常遗憾，在这样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我不得不与那么多良师益友分道扬镳，包括米德和弗里德曼。当然，我很高兴与几乎所有伟大的前辈经济学家站在一起，或许除了凯恩斯和费雪以外，前辈经济学大师都强烈反对在货币不可兑换的国家之间实行浮动汇率。”

今天，美国、欧洲、日本的政要都在呼吁中国人民币升值并实现浮动汇率，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持同样意见，但蒙代尔不为所动，坚持认为中国应当维持汇率不动。不仅如此，他强烈主张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形成某种形式的货币区或货币联盟。他问：为什么适合欧洲十几个最发达国家的货币制度，不适合东亚各国？为什么被欧洲各国视为恶魔一般的浮动汇率，却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作拯救亚洲的灵丹妙药？2001年，他与弗里德曼就货币问题展开著名的“诺贝尔货币对决”。弗里德曼是20世纪提倡浮动汇率的首要人物，虽然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事实早已驳倒了他的理论，但他初衷未改，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里，对他那篇《支持浮动汇率》的著名论文依然津津乐道。“诺贝尔货币对决”中，蒙代尔奇峰突起，提出一个全新的论点：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根本不可比！后者是明确的货币准则，前者则不是，正确的问题不应当是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孰优孰劣，而是那个货币准则更好。

70年代举世奉行浮动汇率制，各国大搞赤字财政和货币扩张，“滞胀”阴云笼罩全世界，各种经济政策建议纷至沓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风头最劲，却全部无济于事。此时蒙代尔却躲进了华尔街一个小酒吧，与两三位朋友共商美国经济前途，“供给学派”由此诞生。《华尔街日报》评论版主编巴特利的畅销书《七个肥年》记载了供给学派如何改变了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改变了美国经济的历史方向、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而蒙代尔就是“供给学派”的精神导师和领袖。

六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华尔街三一教堂隔邻的米歇尔一号酒吧。原本是华尔街青年才俊休闲聚会的所在，却经常出现三四位奇装异服、落拓不羁的人物。他们分别是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罗伯特.巴特利和朱迪.万尼斯基。蒙代尔43岁，长发披肩，说话很慢且模糊不清，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拉弗35岁，精神抖擞，口若悬河，是美国预算管理局的首席经济学家。巴特利和万尼斯基则分别是《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的主编和助理主编。他们在酒吧聚会，晚餐后开始讨论经济学，时常通宵达旦。话题非常广泛：滞胀、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汇率动荡、美国经济的出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蒙代尔的国际经济学、国际收支的货币方法等等，特别是以历史大视野对经济学进行重新认识，把经济学家弃之如弊履的“萨伊定律”进行重估，强调古典学派原理的价值。一套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逐渐形成，它注定要改变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后来，人们给这套经济政策冠以许多不同的名号：“供给学派经济学”、“里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

蒙代尔是这个小圈子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有几句名言成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标志性格言：“唯一的封闭经济是世界经济”、“每个政策目标需要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浮动汇率没有多给你一个自由度”。蒙代尔和拉弗曾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都是芝加哥大学有名的怪杰，年纪轻轻都对经济学有杰出贡献，尤其是蒙代尔早已是国际经济学泰斗级人物。但他们先后离开芝加哥大学。先是蒙代尔“隐居”到祖国的滑铁卢大学，然后是拉弗离开学术重镇，成为华盛顿政府圈的一名新成员。据说两人离开的主要原因都是受不了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教条的统治。

回首20世纪，许多人会认为马克思、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是对该世纪经济政策影响最巨的三大宗师。然而，冷静考察历史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结论。虽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导师，但真正摆脱滞胀、拯救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组合却是蒙代尔提出的“供给学派政策”――紧缩货币以对抗通货膨胀、削减税收以刺激实质经济增长。熟悉蒙代尔经济学的学者应当知道：“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其实是蒙代尔经济政策理论，即“有效市场划分原理”的实际运用，是蒙代尔国际收支货币方法或国际货币数量论的实际运用，是蒙代尔参与复兴古典经济学的直接结果。

概而言之，“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包括两个侧面。第一个是货币层面，它主张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维持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更重要的是，它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全面深刻改革，恢复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比如类似金本位制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乃至最终创立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蒙代尔后来总结认为：供给学派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相当有限。第二个是实质经济层面，它主张大幅削减边际税率、简化税收制度，放松管制体系，以最大限度鼓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私人投资。蒙代尔认为供给学派政策的这个层面取得了相当成功。美国里根政府期间的减税政策不仅开启了美国有史以来最长时期的经济扩张，而且带动全球经济共同增长（包括世界各国受美国启发而削减税收和实施改革）。1982－2000年是美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长期的经济增长。它为美国至少创造了37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道琼斯指数从1982年夏季不到750点飚升至世纪之交的11000点！

阿瑟拉弗的评论很直截了当：“蒙代尔的影响与凯恩斯一样巨大而深远。区别在于：蒙代尔是正确的”。

七

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隆重其事，设立“蒙代尔－弗莱明”讲座。如此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以经济学者之名设立讲座，意义非同寻常。蒙代尔经济学对现代国际经济金融理论与政策的深远影响自然是设立该讲座的主要理由。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大名鼎鼎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起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金组织有史以来最值得骄傲的学术成就之一。

在设立该讲座的研讨会上，蒙代尔做了主题演讲，题为“国际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回顾与展望”。这个演讲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简要总结，文字优美、风趣生动、充满感情。其中自然要回忆起他在基金组织的光荣岁月。

“当我于1961年9月到基金组织报到的时候，基金研究部特别研究小组的负责人马库斯•弗莱明恰好不在，研究部主任雅克•波拉克建议我研究一个美国经济政策决策圈正在热烈辩论的问题。那时，各方正在就美国政府该如何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进行激烈辩论，主要的观点有美国商会的方案、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张。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商会建议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受到萨缪尔森（他是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首要人选）和托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强大影响，主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不同方向发挥作用：即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用预算赢余来吸收经济体系的过度流动性。经济顾问委员会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被称为萨缪尔森-托宾的‘新古典综合学说’。”

蒙代尔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著名论文《如何恰当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论文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崭新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国际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理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令人惊叹的是，如此创新的一篇论文，分析方法却异常简单。蒙代尔在一个二维的政策目标空间里，用两个方程来代表政策目标，即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一个坐标表示货币政策，另一个坐标表示财政政策。简洁的模型，丰富的内涵，正是蒙代尔经济学最显著的特征。他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而自豪：“我自己感觉就像比才那样，当比才为卡门谱写完斗牛士之歌以后，他说：‘如果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将立刻奉送！’”

蒙代尔的文章立刻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文集》的候选论文，却招惹了一场乱糟糟的争吵。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是：“它与美国政策唱对台戏”，“它将会对发展中国家有坏的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实没什么区别”，“反方向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相互抵消”等等。该文后来得以在《内部文集》发表，原因竟然是编辑委员会无法将反对它入选的这些理由协调一致！

蒙代尔建议的政策组合与当时流行的政策组合完全背道而驰。萨缪尔森-托宾的“新古典综合学说”对封闭经济体系可能有某些可用之处，但对于采取固定汇率的开放经济体系，它却兵败如山倒。后来的历史表明，美国应当感谢蒙代尔。因为肯尼迪总统改变了政策组合，转而采用蒙代尔的政策组合，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保证国际收支均衡。结果创造了（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扩张，直到1980年代里根总统及其以后的经济扩张才超过它。

八

学术大师桃李满天下是理所当然之事，只不过大师启迪后学的方法互不相同，各有奇招，争奇斗艳。芝加哥学派祖师弗兰克奈特有五个直接授业的学生荣获诺贝尔奖，据说考学生的问题几十年一贯制，理由是“问题虽然一样，答案却不相同！”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的影响铺天盖地，自不必论，他们都有数位学生荣获诺贝尔奖。

如果说蒙代尔的学生主导了当代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许有点夸张。但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称作一个学派的话，那必然是蒙代尔学派。他最著名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恩布什的概括非常精彩：

“蒙代尔的影响普遍而深入：在课堂上，他那苏格拉底式的智慧让学生入迷；在研究室和无数研讨会上，他总是触发激烈辩论的灵感源泉。”

“蒙代尔影响了整整一代国际经济学家，其影响力他人望尘莫及、直接而深远。简洁理论模型所激发的精神愉悦以及对创新思维方式的满腔热情，是他给予学生的慷慨馈赠。他提倡从最深刻的意义上理解货币功能，提倡真实经济理论与货币经济理论的整合和统一。除了刚出道那会儿，蒙代尔从来不拘泥于微观细节，总是偏爱包罗万象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论范式。所以，毫不奇怪，当80年代的新古典革命注重微观细节、力求澄清每个微小理论环节的时候，蒙代尔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尽管如此，即使在新的研究方向下，蒙代尔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得出的结论（当然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仍然屹立不倒。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他关于国际货币安排的思想是非常新颖、非常重要的，而且一直是这样。因此，当我们看到他许多杰出的学生都在政策决策领域，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中央银行发挥关键作用时，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

九

蒙代尔热爱中国，衷心希望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希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角色。最近几年，他不辞辛劳，20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及神州大地，目的是向更多的中国学子传授他高妙的经济学智慧，为培养中国一流的经济学人才尽心尽力。他在人民大学设立了“黄达-蒙代尔讲座”，每年邀请多位世界一流经济学者到中国讲学，创设了“蒙代尔-黄达奖学金”，专门奖励优秀的经济学研究生，还帮助人民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办了“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硕士研究班”。

我向他开玩笑说：以前加拿大与中国友好有一个象征人物白求恩，现在又多了一个蒙代尔。他非常开心，多次说自己热爱中国，喜欢北京。

2005年2月，蒙代尔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诺贝尔奖得主。北京市政府专门举行一个仪式，为他颁发中国“绿卡”。他非常高兴，说自己现在就是“中国人”，就是“北京人”，当然要尽量为中国、为北京多做一些事情。他有两项重大创意已经开花结果。一是2004年11月，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正式创立；二是2005年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论坛成功举办。他认为，北京具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众多知名大学和无数高级人才，不仅要成为中国的知识文化中心，更要成为全世界重要的知识文化中心。他率先垂范，为建设知识北京、文化北京而积极奔走。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最近几年，面对日本、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不断要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蒙代尔独持异见，不遗余力为中国辩护，高度赞扬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人民币浮动或升值，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无助于缓解所谓世界通缩，而且会导致中国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有好些人，包括国内某些有一定影响的人认为，蒙代尔为中国辩护，是为了迎合中国政府，是因为他喜欢中国，甚至有人以为蒙代尔为中国辩护，是为了某种个人利益。可能他们不懂得，蒙代尔支持中国保持汇率稳定，是他数十年一贯的立场，是他数十年学术研究的自然结论。他主张欧元、主张亚洲货币一体化、极力倡导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反对浮动汇率、倡导建立世界货币，与他坚定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逻辑上并没有什么分别。

不可否认，自经济学在20世纪成为显学，趋之者若骛。违背学术良心、甘为政客利用的经济学家不少，没有定见、随波逐流的学者更多。但要在学术上拒绝流俗、坚持己见，说来容易至极，做来犹如登天，没有超人的学问见识绝无可能。

想当年，美国政府想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游戏规则，要摧毁以黄金储备为基石的固定汇率体系，蒙代尔应邀到国会作证，力排众议，舌战群儒，其精彩辩驳白纸黑字，至今仍在，这不仅显示了一位睿智学者巨大的勇气，更是学术真理的巨大力量。恰如张学良晚年自道心得：“最有学问的人才是最有权威、最有定见的人。”多年以来，蒙代尔就这样特立独行地坚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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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无雾霾？这个冬天帝都的雾霾都到哪里去了